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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工资。

“啊！胡闹！带孩子不是你们的工作么！你们不该带孩子吗？”

“但是，带孩子没法工作啊！”领头的妇人理直气壮地嚷道，手里挥舞着一根短杖，其他的妇女们齐声应和着。

居然把工作看的这么重要……

妇女们提出，她们愿意每人出四分之一的工资，雇佣有经验的妇人在她们上班的时间照看孩子，如果主教大人愿意派个教士在主日提前教导她们的孩子各项圣仪，她们愿意出三分之一的工资，并在每年的圣尼古拉节在图尔内

斯特大教堂奉献一台祭礼，为圣奥布里织一条毯子。

她们看起来倒比刚才的农民们有组织和纪律一些，大概是因为她们都是工人身份，已经习惯于集体做事了。而且，妇女在外工作容易受欺负，在受歧视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并站出来的妇人其实非同一般。

紧接在娘子军之后的，是陆续赶到的商人代表。

许多是在被这次接待特使的圣事耽搁了旅程的外国商人，他们已经买足了货物，可是没有运货的码头工人，这让他们十分焦躁，纷纷表示愿意捐助各种财物给图尔内斯特大教堂迎接特使之用——只要主教派几个工人来给他们

这船优先装货。

还有一些是其他教区的商人，他们从其他地方运送酒和猪rou到图尔内斯特城来供应这里为数众多腰包鼓鼓的工人消费，可是居然遭遇了斋期！他们情愿缴纳开光费，只要主教允许他们的顾客在斋期消费酒rou！

和这群精明的商人打交道是件累人的事情。

最后一个商人走的时候，特使已经精疲力竭，他觉得，自己在这见鬼的图尔内斯特再遇到什么都不会惊讶了，然而，他错了……

123政客与政治家

当晚，特使和手下就投宿在那家小酒店里，他要想想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教皇特使彼得鲁.巴普提斯塔，平时并不是那种会因为百姓上书而烦恼的人，他这一路行来，光是在纽斯特里亚境内收到的各类申诉，没有两百，一百五十是肯定有的。

他太清楚该怎么办了——温言收下，声称自己一定会把这些百姓的苦情全部通报给他们，所有信徒的父亲——也就是教皇本人。

等那些上书的百姓欢天喜地走了以后，他就把那些精心写成的信件拿去引火。

他很清楚，教皇也好，皇帝也好，要想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得安稳，还得多多依靠各地的贵族们，他们又有财力，又有武力，至于纽斯特里亚的百姓，他们除了会诉苦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就是教皇天真到想帮助他们，难道跨越

几个国家发兵过来？

百度百科上关于宋仁宗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——宋仁宗的时候，有次高丽的贡品迟迟未到，就有大臣建议发兵攻打高丽，皇帝说，何必为了一点贡品损伤高丽百姓？不必发兵。

百度百科的编撰人，把这段话作为宋仁宗“仁慈”的证据。

可是，当时高丽和北宋并不接壤，宋仁宗就是想发兵，是借道辽国去攻打身为辽国属国的高丽，还是仿效美军来个仁川登陆？

非不欲也，实不能也。

彼得鲁.巴普提斯塔也是这样想的。

既然教皇对于纽斯特里亚百姓的痛苦无能为力，他又何必千里迢迢地带这些信件回去？

给这些人一个安慰，然后把这些信件随意处理掉才对。

当然，他也可以把这些信件交给被控告的人，不过，能把信件递到教皇特使跟前的，也不会是什么普通的农民，这倒还在其次，要紧的是，如果把这些信件轻易地交了出去，彻底倒向一方的话，对教皇在纽斯特里亚的影响，

却是有害无益的。

在这个混乱而野蛮的时代，早些年，休说贵族们，就是各地主教，不把教皇放在眼里的也多的是。他们彼此攻杀，根本不听教皇的命令，教皇在那个时候，比春秋的周天子还不如。

而教皇是怎样摆脱这种情况的呢？

是因为这些主教的政治自杀。

主教们彼此攻打的时候还不忘打嘴仗，打嘴仗的时候，为了显示自己比对方高级，往往会声称教皇站在自己这一边，代替教皇颁布各类教皇圣谕……

这些“教皇圣谕”颁布得多了，就在贵族、民众和下级教士心里普及了“教皇是权威”这一印象。

到最后，他们纷纷去找教皇支持自己。

结果，教皇就这样渐渐恢复了权威，被一群政治不及格的主教用虚假广告给重新捧了起来。

彼得鲁.巴普提斯塔作为教皇的特使，在政治方面是及格的，像这种政治自杀的错误，他是不会犯的。

可是，他只是政治及格而已，通了天也就是个政客，论到政治家，他连边都还没摸到呢。

政客需要的是现实主义，而政治家需要的是理想主义。

这个世界是现实的，理想家往往会输得很惨，非常惨。

但是，能改变世界的，却是理想家，因为他们不随波逐流，他们靠着理想、信念、热情去改变这个世界……一万个里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失败得非常难看，而剩下的那一个，结合理想与现实，改变这个世界。

彼得鲁.巴普提斯塔并不是后者，他也从来没有野心去做后者。他是这样一种人——为教皇和教会服务，为有权有势的人服务，为他这个等级的教士们服务，而不为神和信众服务。

这种老练世俗的态度使他在永恒之城飞黄腾达，至于永恒之城在他这种人的努力下是上升还是下降，这种问题已经超出了他这类政客的思考能力。

他这种人的典范，还要数北宋的司马光。

司马光当政期间，西夏派人来求北宋在宋夏战争中占领的兰州、米脂等地。

司马光说：“此边鄙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。灵夏之役，本由我起，新开数砦，皆是彼田，今既许其内附，岂宜靳而不与？彼必曰：‘新天子即位，我卑辞厚礼以事中国，庶几归我侵疆，今犹不许，则是恭顺无益，不若以武力

取之。’小则上书悖慢，大则攻陷新城。当此之时，不得已而与之，其为国家之耻，无乃甚于今日乎？群臣犹有见小忘大，守近遗远，惜此无用之地，使兵连不解，为国家之忧。愿决圣心，为兆民计。”时异议者众，唯文彦

博与光合，遂从之。

司马光就这样“为兆民计”，大大方方地把将士们鲜血夺回——西夏全境本都属于北宋——的国土送出去了。

当然，这样大笔一挥，说着漂亮话，承认“灵夏之役，本由我起”，只字不提当初西夏的叛乱和历来的侵略，把国土送出去，对他在政治上是有利的——米脂等地，是在新党主政期间夺取的，是新党的功绩，而司马光